[提要]世界“未来500”强组织所倡导的企业三重责任，既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恰与中国儒商传统相契合。这表明了儒家商业伦理在现代文明中的生命力和未来500正在把现代化引导到一个新的方向，即由工商文化和农耕文化融合创造的新文明。

The Future 500 and Tradition of Confucian Businessmen
DONG Guangbi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Nature Science,CAS

[Abstract]The threefold business responsibilities concerning accountant,society and environment which are advanced by “Future 500”orgranizztion agree with the tradition of Confucian Businessmen .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Business ethics of Confucian has vitality i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the maim of Future 500 is guiding the modernization to the orientation forming new civilization by fusing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ulture and agriculture.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木内孝（Tachi Kiuchi）先生和比尔?施莱曼（and Bill Shireman）先生领导的未来五百强运动，在倡导和培育一种企业发展的新模式。运用生态原理提高企业效益及其可续发展，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作为评价企业经营业绩的三条基线 ，在经济领域发动了一场革命。科学和伦理是这新经济革命之车的两个轮子。这是一场静悄悄的经济革命，以一种生态的价值观为指导，把企业改造成一个生态系统，一个趋向繁荣的、和谐的和可续发展的系统。我从中看到了共生律这把理解经济活动秘密的钥匙 ，并因而发现它恰与儒商传统契合。

儒商“儒商”这个名词是1980年代以来才流行起来的，但早在明代（1368—1644）就有了“儒贾”这个词。“商”和“贾”是同义词，所以儒商概念至少有五百年的历史。在当代有关儒学与市场经济的诸多研究中 ，从孔子的弟子子贡到近代的张謇（1853—1926），甚至当代的霍英东和李嘉诚都被冠以儒商的称号。有关儒商的研究在概念上还相当混乱。我们可以把那些实践儒家价值观的商人或企业家称之为儒商，至少他们把儒家的“义利之辨”视为其“贾道”的核心和经营的行为准则。“义”和“利”的关系涉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物质利益与道德原则之间的选择问题，儒家主张“利寓于义”和“以义制利”，面对义利冲突能“舍利取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儒商文化是在儒学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在儒学文化圈内逐渐形成的东方商人的典范。显然并非所有的中国商人和东方商人都是儒商，按张德胜和金耀基对当代商人所作的社会学研究，在他们考察的四十名东方商人中只有六名可以称之为儒商 。商人成为儒商有个学习和养成的过程，甚至不排斥那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商人。考虑到日本幕府时代的儒商涩泽荣一和明治时代提倡“据论语把算盘”的三岛中洲，我认为木内先生就是继承他们传统的一位当代儒商。

未来五百宗旨与儒商传统的契合表明,在中国有其最适合生长和发展的土壤，同时也意味着儒商文化仍是一种富有创造力的文化资源。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人为，物质资源可以使经济效率正常发展，而道德资源却可以使经济效率超速发展 。作为五百强组织的宗旨，除“向自然学习”外还应增加“向传统学习”。一般说来，传统的惯性是历史的阻力，但在时代转折的关头，传统的遗惠也可能成为创造的源泉。历史中蕴涵着一切，历史是未来的向导。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满怀“温情和敬意”的中国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认为，“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思想之归宿，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 。“天人合一”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同时又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而且代表一种人生值得追求的境界。由其衍生出来的“赞天地之化育”说，作为一种以“天-人关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观，它能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对立 。“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为中国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继承和发展，他的人类精神四级境界说 ，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提出了一个成就道德并超越道德的价值重建方案。按照四级境界说，自然境界是人对自己的行为不甚自觉的精神状态，功利境界是自觉的利己主义精神状态，道德境界是自觉作为社会一员的精神状态，而天地境界则是一种自觉作宇宙一员的精神状态。这天地境界的超越道德的价值，是一种既超越自我又超越客观的精神境界。

传统之所以必须被尊重是因为，它是创造新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未来五百运动不只是经济领域的革命，它也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创造新文明的先导。英国历史学家的伟耳斯（Herbert Ceorge Wells,1866—1946）认为文明的演化根源于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并且详细地描述了通过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产生工业文明的历史 。当代世界面临从工业文明像后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转折关头，未来文明被设想为以科学技术产业化为标志的科业文明 。按照工业文明形成的历史的经验，这未来的科业文明将必定在工商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产生 。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时期农耕文化的典型，它应该作为在创造科业文明中与工业文化并存竞争的文化因素加以关注。尽管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西方世界并没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壤 ，但作为创造未来新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世界稀有的战略资源。从《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1958）的存亡继绝之情到《甲申文化宣言》（2004）的共荣宏愿，我们看到一丝这种文化文化自觉的曙光。诺贝尔得主“回归到孔子”的呼吁、世界宗教会议的《世界伦理宣言》（1993）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普遍伦理计划”（1996）在努力改变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不平衡。

未来的新文明应该是科学和伦理平衡的，人类社会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一直在科学和道德两个源泉的滋养下成长，因为人类行为的合理性包括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两个互补的方面。背离规律性的目的只不过是永远也不能实现的空想，而没有高尚目的驾驶的规律无益于人生。为合规律性提供基础的是科学研究，而为合目的性提供方向的则是伦理学研究。不断发展着的科学为人类行为的合规律性画了一个大样，一个不断膨胀的宇宙演化出包括太阳和地球在内的诸多天体，地球上繁衍出生机昂然的众多生命，生命进化出万物之灵的人类，人类的智慧之花又发展出壮丽的文化。人类就其作为自然演化的产物说属于自然，而就其作为文化的创造者说又属于文化，自然是其生存条件，文化是其生存方式。文化也可以说是自然演化的延续，而且文化的进化越来越占居了人类进化的绝对主导地位。人类基因组的信息量约为几十亿比特，人脑的信息量约为千万亿比特，而作为大脑集合的人类社会所创造的文化信息量每年竟多达百亿亿比特，与文化进化相比人类的生物进化已是微不足道。人类文明演化中最基本的规律性表现为文化异化和观念重建。这里的所谓“文化异化”指文化对于人的异化，即人类本为生存而创造的文化反而危及其生存。文化的本质是反自然的，即人类以反抗自然求生存。由于人类兼具自然与文化的二重性，文化的反自然也必然殃及人的自然。人类的故事只不过是整个宇宙故事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其一切认识都必然受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的制约，任何认识都不具有绝对的和终极真理地位。作为人类认识成果的科学和论理学，也是随着文化的进化而进步的。既属于自然又属于文化的人类就生活在自然与文化的夹缝之中，一切善恶之性就根源于人类的这种二重性。确认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是我们理解生存意义的基础，是我们一切思考和行动的根据，也是我们处理科学和论理学的大前提。